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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把一个学校从零建成这个样子至少九十几分吧”(图)

  从创校之初以舆论破局至今,在南科大任职的这五年里,朱清时几乎永远站在媒体聚光灯下。

  而在如今卸任之际,朱清时用了多个“很成功”、“很优秀”评价南科大的现状,并表示五年把一个学校从零建成这个样子,至少能打九十几分。

  相比当时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或者当了10年的中科大校长,现在的朱清时更出名的身份是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在南科大任职的这五年里,他几乎永远站在媒体聚光灯下,他解释这是因为一所新生高校要实验改革,需要吁请社会关注,而自己多年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经验,能保证媒体的需要。

  “媒体需要抓眼球的东西,就喜欢‘惨胜’、‘遗憾’、‘打60分’。”朱清时所引用的,都是近阶段一些媒体对他的评价,他的不认同也已由多家媒体传达。但在如今卸任之际,他似乎也在配合这样的逻辑,当被问及五年后的今天是否能下结论时,68岁的朱清时用了多个“很成功”、“很优秀”,并给自己的南科大五年打了“九十几分”。

  这个第一届学生尚未毕业的学校,成名历程可以当一个成功的话题营销案例来研究。从“全球遴选校长”、“高薪招聘教授”,到“回答钱学森之问”、“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教授治校去行政化”、“一步到位办成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朱清时频频出击,每一下都打在公众敏感的教育症结上。

  时机的掌控也很有分寸。除了卸任之时,朱清时几次密集接受媒体采访,都是在他遭遇重大困境之时:2010年中他电召南都记者投诉政府掣肘;年底他发致考生与家长的公开信,办自主招生的宣讲会;2011年5月教育部批南科大不合法,要求3月入学的首批实验班学生重新参加高考,朱清时虽然避走外地,但频繁在媒体发声,时而流露去意,时而盛赞这批学生“比很多成年人、官员和老师都要有勇气得多”。

  在高墙和鸡蛋之间,多数人可能会与村上春树一样直觉地选择鸡蛋一边。在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朱清时在劣势下为南科大争取来了生存空间:公开信发表9天后,教育部发文批准申请三年而未获批的南科大筹建;拒绝高考的第一届实验班学生虽无法获得教育部颁发的文凭,但2012年4月,教育部就批准了南科大成立,让第二届学生合了法。

  一位学者曾对早报记者表示,朱清时最初的作为,在他看来是无处可走时的破局之举,“兵行险招,很多情况下是没有办法的事。”主政南科大之前,朱清时持续呼吁教改,但并不这样激烈。2007年两会期间,中科大校长朱清时面对当时网络热议的“取消高考说”,尚回应高考应该改革而不能取消,因其毕竟还是目前最公平的选拔方式,尤其对农村地区而言。

  但三年后也是两会期间,接过南科大创校校长聘书不过半年的朱清时对媒体介绍已经做好招生准备,“只要教育部一认可,就冲锋陷阵,为中国高教去做这场试验”。因为教育部迟迟不批,2010年底,朱清时通过公开信宣布南科大将通过自主招生招收高二学生,参加了当时三场招生宣讲会的记者回忆,朱清时讲的内容虽然大同小异,但每一场都饱含感情,“他的肢体语言丰富,右手握拳,用力一捶,说:‘我们不再等了。’”

  2011年6月是朱清时最艰难的一个月。那年5月底,教育部要求已经入学2个月的45名南科大首期实验班学生参加高考,学校内部也阵营分化,有老师劝说学生参加高考,因为考卷不会出校园,不过是走个过场。朱清时当时回到合肥,给《新安晚报》记者打去电话,流露了自己不改革便去职之意。

  学生的斗争方式与校长相似,发公开信,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坚决站在朱校长一边支持教改。有的学生回家避风头,有的在图书馆自习,没有一个学生踏进南科大的高考考场。朱清时此时期接受媒体采访,总夸赞这批学生的勇气与智慧,称很多官员和教育家应该汗颜。

  但关注度越高,问题就越难遮掩。是年6月初接受早报记者专访的一位教育家便认为,朱清时说得太多做得太少。他批评南科大在准备不完善时就开始招生,哪怕己方竭力为他提供帮助,朱校长也不过“点头说好,毫无跟进”。

  接着是三位港科大教授的公开信。朱清时担任创校校长后不久,在港科大与南科大签订的合作协议框架下,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主任李晓原、自动化技术中心主任李泽湘与数学系主任励建书被邀请为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成员,从事人才引进、学科架构与课程体系设计、薪酬体系制定、招生考试等工作。三位教授都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的一代,对内地的高教改革始终存有情结。1986年李泽湘还与同学自发编写了高校改革的建议书投书教育部。

  但2011年初三人已退出南科大筹建,高考事件后,他们发表公开信《要改革,不要口号》,认为南科大“既没有管理团队也没有学科框架,既没有学术团队也没有学生教育培养大纲方案,既没有清晰学校定位也没有清晰发展路径图,既没有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和问责机制也没有外部监管问责法规,也就完全无从谈起建设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所必需的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问题”,并指出应“避免把对现有高教体制弊病的不满转化为对貌似合理却实际上更为荒谬的行为和口号的欢呼”。

  当时李泽湘在与早报记者的通话中表示,三人本以为离开之后与南科大的关系就到此为止了。但高考之前,他们关注到南科大口号式的宣传越来越厉害,“这并不是高等教育改革合适的发展方向”;其次觉得还是要把办学中的真实问题提出来,也是对学生、招生的负责;再次因为悄然离开,有些同事、同行可能还不知情,以为现在的状况也包含他们的意思,有必要表明一下立场。

  如同这封公开信的注脚一样,十几天后,教改实验班的一位学生披露自己已于6月初退学,并批评了南科大缺乏管理制度、固定教师,学生无心向学等状况。而他之所以开设博客吐露实情,因为不满于“来南科大以后一次一次被别人代表”,乃至退学之后全家每天都会收到其他同学与家长“不可外传”的叮嘱,实已不堪忍受。

  一直引媒体为同盟渡过难关的朱清时,从这时起却不得不面对媒体的拷问。现在的他能够自若地谈论“媒体是把双刃剑”,但那一年7月,当他参加湖南卫视一档节目,主持人当场念起公开信时,朱清时突然起身离场。再次回到场内时他看似恢复了平静,只说:“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了吧。”

  但身为教改先驱,朱清时即便在当时也并未失去支持者。不仅教改实验班学生家长发公开信批评三教授“最困难之时落井下重石”,外界对改革与改革者应予以宽容的评论也时见报端,朱清时自己,在面对媒体时也曾解释原因:“实际上和他们向深圳市要的报酬有关。”

  当时励建书向早报记者表示:“在南科大这件事上,我们自认为光明磊落,问心无愧。所以,没有必要也不打算对那些从动机、背景等出发的对我们的质疑,作任何回应。”并表示,不愿陷入细节性的讨论是不想“把人们的视线从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上转移开去”。

  相比许多舆论对公开信的“大字报”、“不厚道”的批评,很多教育界人士有自己的解读,一位学者向早报记者表示:“科学家做事有科学家的章法,三位科学家讲的地方,招招见血,但是普通人看不出来。”

  三位教授认为,相比对外宣传,南科大在内部建设上的用力远远不够:“这40多个学生,将来他们如何选择专业,如何学到有用的东西。像工科,国内的专业划分其实还比国际上细一点,具体怎么分、怎么做,都是需要专家委员会讨论的。出一个初步框架其实不难,每个学校的课程设置其实网上都可以查到,但是你采用哪种作为起始点,借鉴什么修改什么,培养的人才标准是什么,都是需要讨论的,经过大家接受才能执行的。所有学校进行新课程体系的调整、改革,都是需要严肃、认真地对待的。”李泽湘当时对早报记者解释。

  即便如此,三位教授作为筹建团队的核心成员,还是制定了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数学两个系专业基本框架的方案,并在招生推广会、新生入学会上介绍,“每件事我们都尽到最大努力来做,但是还是没法推动,这不是三个人能完成的事情。”为此抱憾离去。

  2011年早报记者曾专访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他介绍创校准备历时约四年已经非常紧张,与诸同仁进行学科设计就花了一年,建设学校规章制度则用了三年,每月游说10名学者加入港科大让他压力极大。但也因此,在第一批学生入学时,即有100名教师和一个齐备的校园迎接他们。

  “整个的任期就五年,我如果光筹备这些,到现在南科大还是个零。”9月2日,已卸任南科大校长的朱清时说。他认为自己前期注重宣传,是为了给南科大争取生存空间,而争取来之后,南科大转入“内涵式发展”阶段。当时最大的分歧,在于该不该在教学大纲、培养方案尚未完成的时候就开始招生。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而朱清时坚持招生,因为他认为这些学生不会成为牺牲品:“中科大1958年建校就这么做的,刚决定建校就马上招生,由学生和老师一起把学校建起来。这些学生后来都很能干,他们的知识没有后面的学生那么严格(系统化),但是他们的知识面很广,有很多实用知识,而且创新能力特别强。”

  第一届教改班招生,就像一场持续多年的豪赌开盘,赌注不仅是学生前途,也有朱清时的一世英名。这个一开始总是把话说在前面的校长,渐渐越来越少透露牌面,直到今年7月,教改班的两名学生提前半年通过学业考核和论文答辩,一位将进入牛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另一位则将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中二选一深造,朱清时校长站在手持自授文凭的两人中间,笑得有点紧张,在两张青春笑脸的印照下,他愈发显老了。

  “先按计划铺好摊子招兵买马建立学科然后再招生是一流大学的普遍做法,我也认为港科大三教授的办学思路更加符合高等教育的规律,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按照朱校长的做法,就将一事无成,只是‘按照香港科大模式’的办学思想被放弃了,‘一步到位建成亚洲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目标估计也被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一位学者曾评论。

  坚持独断也是坚持线年,朱清时开始担任母校中科大副校长,并于1998年起,当了10年的校长。主政中科大时期,朱清时就提出“建成规模适度、质量优异、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国际性研究型大学”的口号,当时他有不扩招、不圈地、不迎合教学评估等做法,以及一些“去行政化”的想法,乃至他所力挺的中科大少年班。南科大的种种规则,似乎都能在朱清时的往昔梦想中寻到根源。可以以此理解朱清时为何不遗余力配合宣传,但也可以发现,这个学校落地时的“朱记”烙印。

  至今朱清时一直给人单打独斗的形象,虽然是他的现实处境,但也像是他的性格使然。朱清时6岁时,父亲在“三反”运动中被误判管制,虽然在1980年代宣告无罪,但整个青少年时期,“父亲的历史问题像是一个巨大的包袱压在我的心灵上”。33岁留学美国,即便上了飞机,他还担心自己会因为出身被发现而突然被人揪下去。

  对一名科学家而言,有时候相信自己,就等于通往了科学或真理。以此不难理解朱清时的强势。此前南科大校园方案的招标已经完成,但朱清时坚决反对,理由他也在很多场合说过:“大学应该厚重、环保、实用,让大家心静下来,如果到了这里像到了旅游场所,兴奋起来,想唱歌,那就完了。”目前的南科大校园是深圳市向他妥协的结果。

  校园的妥协或许只是经济与时间的损失,而南科大的办学定位,也受到朱清时的影响。原南科大筹备办副主任韩蔚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当南科大脱离深圳市政府最早设定的办学定位和规模,调整为办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的时候,它在制度创新上的意义就已经超过实际办学的意义了—它规模大幅缩小了,不能解决深圳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问题。”

  9月1日,朱清时卸任。因为新校长人选尚未择定,朱清时还将留在深圳,等候工作交接。记者问他有没有可能续任,他连连说不:“我已经卸任了。”

  卸任当天他给全校师生写了感谢信,采访之前,他正在阅读回信。说话间想起,他说:“我最该感谢深圳迎宾馆,让我吃饭有保证、k8国际娱乐,安全有保证,还有人洗衣服,让我从家务中解脱出来。”

  这五年他住在迎宾馆2楼的一个小套间里,60平方米,因为实在不像一个家,老伴长期在老家。深圳市原本承诺分给他一套房子,历经波折拿到手,他和老伴兴冲冲地住过去,发现两幢政府楼里他们是第一家住户,水龙头开了一晚上,放出来的水还是黄的。60多岁的朱清时只能又住回迎宾馆。在一些学者看来,朱清时的教改路走得风险异常,不管以深圳市的财力与包容,或是高教系统这20年的进步,本不必这么波澜横生。只是以朱清时的骄傲,也有他不足为外人道的隐忍与苦衷。

  朱清时常对媒体讲一个故事,南怀瑾教育他如何学会放下,但对他来说的意义,似乎也仅止于故事。他的笔记本最近在家被小偷偷走,记者在采访时问他损失里有什么最遗憾的,他想了想说:“南科大这五年的会议记录。”